2015年6月13日，孟建柱来到曲阜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中心调研。（郝帆/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
“十八大以来，政法工作与科技融合，客观上是形势所逼。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条件下，对打击犯罪、司法公正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用现代科技不行了，要落后。”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将进入所有人、物都互联互通的‘万联网’时代，更多超乎想象的奇迹将会发生”，只有掀起一场头脑风暴，才能掌握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使政法工作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他要求政法机关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去做传统人工手段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司法改革与技术创新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创新解决了司法改革中的难题，另一方面司法改革也在促进技术创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高科技全面“武装”政法系统。
在法院系统，“智慧法院”成了新的司法生产力，人工智能不但能给法官们代笔写法律文书，而且还能依据全国判例为法官们提建议；在公安系统，线上正在逐步取代线下成为打击犯罪的重要战场；在检察院系统，“大数据”已经成为检察官们的得力助手，如果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有程序性瑕疵，办案软件就能自动报警。
过去四年多来，全国公检法中的“黑科技”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场政法系统的“科技革命”正悄然发生。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说的那样，“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十八大之后开始的这轮司法改革中，科技创新正在各个环节创造奇迹，“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已成为现实。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十几年前，刚从警校毕业那会，徐鹏到了一个案发现场，首先是找指纹、脚印，走访周边群众。如今看来，这套方法早已过时了。现在是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信息处主任的徐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破案有个二八定律，80%的案子要靠视频破案。”
就像是刀锋的两面，科技颠覆了徐鹏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也改变了犯罪。代替街头的“飞车党”“请借我一元路费”的骗局，电信网络诈骗、手机木马等线上犯罪成了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毒瘤。
2014年，中国移动网民数量首次超过PC网民，真正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同样是那一年，电信网络诈骗成为热词，从“猜猜我是谁”到“我是你领导”和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的骗术更新迭代，让人防不胜防。
和电信网络诈骗交手了几个回合后，深圳市刑侦局二大队的副队长王征途发现这类案件破案率不高并不在于警力不足，“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能打、能蹲、能熬夜的警察了，缺的是懂互联网技术、懂通信技术、看得明白银行流水的人。”
三年后的2017年，形势已逐渐明朗。2017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孟建柱给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网络犯罪已经占到了犯罪总数的1/3，并以每年30%以上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未来绝大多数犯罪都会涉及网络。
“战场”确实在转向互联网。王征途破获的一宗特大电信网络盗骗案，梳理了26名嫌疑人的背景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三分之一有盗窃、扒窃等犯罪前科，科技形势之下，连犯罪分子都转型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形势下，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整个政法系统拉开帷幕。
一位接近政法系统的官员观察，“十八大以来，政法工作与科技融合，客观上是形势所逼。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条件下，对打击犯罪、司法公正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用现代科技不行了，要落后。”
不仅仅是公安，同样感受到这股来自科技的压力的还有法官和检察官们。
2013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这是一件载入司法史的大事件。就像是参加了一次关于司法公正的考试，署着法官们名字的裁判文书被晒到了网上，而全国网民都是考官。
河北石家庄桥西法院的刘国珑就遇到过当事人会提前在网上搜索他判过的案子，见面了还点评道，“刘法官，我提前在网上搜过你之前的案子，你的评价还不错。”
甚至还有人会去上面找和自己所诉的案子类似的案子，打印出来找刘国珑，“你看看，人家这个案子是这么判的，你也要这样判”。
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的脚步逐渐加快。继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之后，中国庭审公开网也在去年相继上线。
案件怎么判、公不公，网民们在网上盯着。
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追逐科技创新的紧迫感，从上至下在全国政法系统中层层传递。据接近政法系统的官员回忆，孟建柱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四年来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政法工作的信息化、专业化”。
据他介绍，无论是国内调研还是出访，“到访地最有名的高科技企业，最新的科技成果，领导都要去看看。有时点名要去的互联网企业，甚至让我们都有些意外。研发新材料、制造无人机的科技企业，提供图片美化的互联网公司都去看过。”
一位政法口的跑线记者明显感受到，十八大以来的历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于将科技创新融入政法工作中，“年年都强调，而且分量越来越重”。在他看来，应用科技创新的技术，可以说是十八大以来政法工作一个显著亮点。
在孟建柱看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为我们维护公共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他的设想中，情报信息工作应该作为核心工作能力来抓，而大数据就是一个提高情报水平的利器。它将极大地提高社会治理的可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实时关联，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从中找到犯罪规律或趋势，推动由事后追溯向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转变”。
如今，运用信息化手段、大数据技术开展风险研判预警，各地都在实践。
2016年10月21日，中央政法委举行第四次百万政法干警学习讲座，令全国各地会场听课的干警们意外和兴奋的是，这次讲座的主讲人是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演讲的题目就是“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科技创新怎么在社会治理中起作用？马云讲了个例子：一个人买高压锅很正常，一个人买钟也很正常，一个人甚至买一个火药也正常，买个钢珠也正常，但是一个人合在一起买那么多东西，就一定不正常了。如果没有分析数据结果，请问你怎么知道他在造炸药？这就是依靠大数据提前预防社会风险的生动事例。
当下，利用大数据进行社会风险防控已经放进了各地政法部门的工具箱。
针对涉众类经济犯罪高发的现状，山东等地建立了金融风险防控预警平台，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开展实时监控，提高了对金融风险的发现水平和处置水平。
在贵州，检察院最近发现，六盘水市贩毒人群的结构出现了新特点，少数民族人员涉案出现异常增长。
针对这一形势，他们通过业务辅助系统，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很快找到了这类案件犯罪的规律，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信息中心主任冯涛说，“这相当于给打击和防范这类犯罪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
“未来，人类社会将进入所有人、物都互联互通的‘万联网’时代，更多超乎想象的奇迹将会发生。”孟建柱认为，只有掀起一场头脑风暴，才能掌握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使政法工作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他要求政法机关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去做传统人工手段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广东省公安运用现代科技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难题，铁路系统内部素来就有句话叫“全国春运看广东，广东春运看广州”，这里几乎是全国安防压力最大的地方之一，但在当地警察眼中，这里也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广东省公安研发了一套名叫视频云的系统，被警方监控的有犯罪前科、负案在逃人员一旦进入广州火车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广东省公安机关研发了一套名叫视频云的系统，被警方监控的有犯罪 前科、负案在逃人员一旦进入广州火车站，系统 就会自动报警。（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 航拍/图）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期间，系统就不停地发出相似度对比的警告，其中一人正是火车站附近冒充工作人员行骗的惯犯。
通过这套人脸动态识别系统，民警陈卫不仅仅能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而且还能知道他将出现在哪里。一旦他穿着假冒制服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的警察就能接到系统推送的消息，“还没开始作案，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在预防犯罪的同时，广州火车站的“黑科技”还能防范危险于未然。
在广东省公安厅的指挥中心，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逯峰指着地图上的亮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里有一张全省的警力图，每个点就是一个警力，系统还设置了一分钟、两分钟和三分钟的自动报警线，一旦一分钟的路程内出现警力空缺，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如果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指挥官坐镇指挥中心就可以直接对话附近的警察，并发出指挥命令。
每年春运期间人流大密度集中时，全景式高空摄像头都能为指挥者开启“上帝视角”，车站的全貌尽收眼底，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信息处主任徐鹏说，“我们做过实验，天气好的时候，广场上的人手里的报纸上面的字，我们都能看清楚”。
在2016年人脸动态识别技术国际比赛中，中国警察小组获得了第二名，仅次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
在孟建柱看来，这说明我国数百万政法干警中并不缺乏科技人才，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科技照亮司法公正
2014年12月4日，中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孟建柱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视察。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记得，视察期间，孟建柱给最高法留了一个课题，“要通过信息技术来推动公正司法”。
利用科技不断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就是最高法解题方案。2016年，中国庭审公开网成了继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之后的第四大司法公开平台。
截至201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累计直播庭审案件430余件，全国法院累计直播近12万件，访问总量超过13亿人次。按照最高法的规划，未来所有的庭审都要依法公开进行，不公开是例外。
庭审公开，所有网民都可以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过去法官庭审的时候，有可能出去接打个电话，或者迟到早退，但是庭审公开后，这样的行为将被曝光在互联网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闫广宇说，为了防患于未然，河北省专门研发了一套智能巡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直播庭审中的违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就会给他本人以及院长推送一条通报消息。
现在，许建峰还在探索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运用于法官判案，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类案同判”。像北京高院推出的“睿法官”智能辅助审判系统，以及河北省高院推出的智能审判辅助系统，都是通过对全国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按照案由的相似度为法官推送类似的案例。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的设想，未来的法院将实现线上全业务支持，线上和线下将充分结合，“所有的业务都能支持网上办理，只要你愿意在网上办理都可以在网上办理。所谓智慧法院有‘三个全’：一是全业务网上办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法院的概念；二是全流程审判执行要素依法公开，全流程的审判执行要素能公开的全部要公开；三是面向法官、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和政务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工程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扑面而来。”孟建柱2014年12月4日在最高法调研时，就要求“要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视野审视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引领人民法院工作现代化”。
孟建柱在那次调研中特别强调，“实践证明，信息技术对促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用创新解决改革中的难题
自从本轮司法改革启动以来，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让案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一线法官办案压力明显增大。
面对案多人少的难题，孟建柱指出了两条出路，一靠改革，二靠科技。在中央政法委领导的指示精神下，各地方司法机关开始“主动拥抱”科技，而各地法院则围绕建设“智慧法院”做文章。
2013年，刘国珑刚到石家庄桥西法院工作，当年他结了130件案子。三年之后，这个数字增长到230件。刘国珑和同事们白天开庭，晚上敲判决书，即便没日没夜地干，系统里的案件却只增不减。最忙的时候，刘国珑一晚要连写五六份判决书，大量重复性的陈述磨得他几乎崩溃，写到最后，“脑子都木掉了”。
成千上万被审限日期追着喘不过气的法官中，刘国珑是一个缩影。针对刘国珑的困境，河北省高院选择了人工智能作为突破口。
经过一年的开发研制，2016年5月，智能审判支持系统开始在河北试点。刘国珑成了智能审判支持系统最早的一批试用者。启用智审系统之后，法官们只要把纸质卷宗扫描进系统，电子卷宗即可自动生成。软件将对卷宗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编辑，然后一键生成应诉通知书等上百种制式法律文书。
有了智审系统“代笔”，刘国珑完成一份判决书的时间缩短至十几分钟。除了“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需要自己撰写，剩下的部分都由机器完成。闫广宇曾做过统计，智审系统至少减少了法官30%以上的案头工作。
现在，河北探索出经验之后，智审系统已经在山东、吉林进行试点。据许建峰介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划，2017年底前要在全国法院实现电子卷宗随案生成。
苏州中院研发的庭审语音识别系统也是利用科技提高司法生产力的有益探索。一直以来，苏州中院在庭审时一直受到书记员记录速度的严重牵制。2016年4月，苏州中院开始在庭审实战中测试使用语音识别技术——“智能速记员”。这个“智能速记员”能将语音自动转化为文字，自动区分庭审发言对象及发言内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均能看见转录文字。
与书记员相比较，“智能速记员”能真正做到一字不漏，苏州中院试用期间的庭审记录完整度高达100%。如果当事人口音较重，那么正确率也能超过90%，书记员只需对它进行少量修改则可以实现庭审的完整记录。
苏州的经验很快传到河北。最近，石家庄桥西法院也引入了这套系统，刘国珑体验了几次后，他感觉整个庭审的节奏顺畅了许多，“过去要等着书记员打完字了才能说下一句话，现在说话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一倍以上。用了这套系统，以往一个小时才能审完的案子半个小时就够了。”
在检察系统，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压力同样存在。贵州是本轮司法改革第一批试点单位，也是发展大数据战略最早的省份。
“本轮司法改革的核心在于落实司法责任制，贵州想到的就是如何通过数字的手段来压实，”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信息中心主任冯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办案过程在检察官们的脑袋里，只有量化过后，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
贵州检察院的做法是对办案过程数据全覆盖，流程全监控，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会对案件进行全程数字画像，通过个案与类案的比对，同步触发流程监控和质量监控。
在冯涛看来，司法改革与技术创新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创新解决了司法改革中的难题，而另一方面司法改革也在促进技术创新。
正如孟建柱在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谁能在科技创新上抢先一步，谁就能开辟一片新天地。我们要站在时代潮头，把现代科技运用作为政法工作现代化的大战略、大引擎，推动政法工作跨越式发展。” |
发表于 2017-5-4 10:32:00
发表于 2017-5-19 03:43:18
